多年以后，面对记者，61岁的退休干部王永杰对当年的情景总是念念不忘。那是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的春风很快吹到了这个陇东小县，生产复苏，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王永杰作为亦工亦农人员，参加工作已经有7个年头了。他是崇信县九功乡上的电影放映员，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于县乡之间。当时的崇信县城只有一条街道，气派的建筑当属三层高的百货大楼，街道上只有国营食堂、理发店、供销社、新华书店等三五家店面，行人大都穿着灰黑蓝颜色的素布衣服，几乎见不到大红大绿的颜色，女同志穿条白色的连衣裙，男同志穿双三节头皮鞋已经是相当时髦和奢侈的了。王永杰说那时同志们虽然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精神劲头很足，人人脸上挂着微笑，浑身充满活力。有一首歌谣，形象纪录了当年县城百废待兴的场景：“崇信县二里半，医院，一个喇叭响全县，一根纸烟转三圈。”
王永杰参加工作的九功乡距离县城15公里，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乡镇岁月中，下村则是他每天工作的重要内容。
用脚步丈量山川民情
年12月,崇信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年底，全县个生产队落实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比例达到了60%，年底实现全覆盖，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得到解放。为尽快恢复生产，县上派出名县、社干部深入村社开展工作，乡镇干部下村全靠步行，县上来的干部吃住也在村上，条件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王永杰说，那时候国家经历了挫折，急需提高粮食产量，解决温饱问题。县上很重视，当时的县委书记赵育忠包的是九功村，县长樊欣包的是于家湾村，领导带头到田间地头与群众一同劳动，在全县树起了典型。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干活在集体，都穿花衣裳；土地包到户，干活光脊梁”。生产关系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包产到户”蓬勃发展起来，这是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恢复性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吨，比年增加吨，增长18.9%。年农民每人平均收入元，比年的56元增长3.5倍。“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王永杰总是用这样的感叹表达对当年形势变化的震惊。
年崇信县第一个“万元户”诞生。随后，全县范围内“万元户”不断涌现，黄寨镇董兆祥折合家庭财产超过三万元被人称为“董三万”，黄花乡的朱三才粮食多、存款多、家产多被人戏称“朱三多”，县乡村不同层面进行大力宣传，“万元户”被当做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的风向标，成为人们从温饱线下走向富裕生活的普遍追求。
吴勇，崇信县档案局主任科员，还有几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说那时候干部步行下村，包里装几个馒头一走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正是靠着对群众的一腔热忱，才让他们在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苦岁月中无怨无悔。
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
年王永杰花元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时的王永杰早已不放电影了，身份是九功乡的合同制工人，他说那会简直把车子当成了宝贝，怕日常磨损折旧，就在横梁上缠胶带，座子上带护套，每次下村回来，不管多累先要把自行车擦洗一遍。他的月工资是28元，但拿到手的只有一半，这样算下来买一辆自行车花了他十五个月的工资。买自行车不是用来消遣的，是为了下村方便。那时候，通村的大路都加宽了，有的铺了砂石，往往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骑着车子进村入户，主要工作有农业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扶贫开发、畜禽改良、疾病防治、封山育林、造林绿化、果园管理、梯田建设、防汛抗旱等，但最叫他头疼的是征收“三提五统”（管理费提留、乡村办学、计划生育费、优抚款、民兵训练费、修建乡村道路费）和农业税。
年，全县农民负担预算定向限额内的“三提五统”人均9.3元，定项限额外的集资摊派人均3.66元。年，“三提五统”人均41.28元，除去乡镇统筹部分人均26.82元。年，全县农民“三提五统”人均35.8元。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等税负人均73.6元，农民人均负担税费.4元，是负担最高的一年。年，国家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农民人均负担下降到65.5元，比年减少43.9元。至年，持续了多年征收“皇粮国税”的历史终因国家税费政策的调整而改写。
这项工作王永杰一干就是十五年，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任何工作都有它的历史使命，在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进程中，农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随之也迎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春天。
摩托车改变了咱的时空观
进入21世纪，交通运输发展拉开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帷幕，年全县仅有48.5公里油路，到了年等级公路达到79条，沥青或水泥路面.37公里，增长了7.9倍，油路通村率达到了98%。
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乡镇干部下村提供了便利。年闫小杰买了一辆建设牌摩托车，之前骑自行车下村已无法适应乡镇工作的快节奏了，摩托车取而代之成为乡镇干部的“标配”，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闫小杰永远忘不了第一天骑着摩托车下村的喜悦心情，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小孩子学会了走路，可以任由到达自己想去的村社，有种时空穿梭的错觉。年，闫小杰由新窑镇调往柏树乡担任党委副书记，上任伊始他便谋划着党洼新农村建设。当时的大背景是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建设方针。在这之前，崇信县做出大胆探索，年黄寨乡黄寨村在全市率先建成前院住宅、温棚养畜、配套沼气、后院果蔬的“四合一”小康工程户，被省上观摩推广。
闫小杰面对的是新世纪农村生产生活革命性变化，这对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改善居住条件，又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发挥产业的集群优势是他思考的重点。他抽组5名专干组成工作组在村上“蹲点”，办起了小灶，规划设计、施工放样、督促进度、查验质量以及调处日常建设中群众之间的矛盾，事无巨细，都得一件一件解决。经过努力，当年建成“一统筹四配套”庭院经济模式的康居住宅套，与此同时，投入更多精力抓产业配置，全村果园面积达到多亩。
客观地讲，本世纪前十年，是崇信乡村面貌变化最大的十年。现在闫小杰已经调任崇信县文联主席，回望过去，他深有感触，以前乡镇干部“带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那段骑摩托车下村的火热岁月还是令人十分难忘的。
小汽车开进了新时代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上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工作还在交接传承中继续着，只是重点发生了变化。年全国开展撤乡并镇，原九功乡辖区划归锦屏镇，王永杰被分流到更远的柏树乡，直到年退休，他都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乡镇。
与此同时，在距离柏树乡西南方向全县最偏远的新窑镇，一群年轻干部还在为群众的事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经常挂在干部嘴边的一句话。县上有多少个单位，对应到乡镇上就有数倍于这个数字的具体工作。
信小刚今年38岁，从参加工作起就在基层，全县6个乡镇他走了4个，从土地员、国土所长、计生站长、副镇长、纪委书记一步步成长为现在新窑镇的副书记，十几年青春弹指一挥，期间的辛酸也只有他知道。他曾经长年累月骑摩托车下村，加上吃饭不按点，落下了风湿和胃病。年信小刚决定买汽车，他说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这个经济条件，而且乡镇工作越来越细，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开小汽车下村是大势所趋。那一年全镇有12名干部把摩托车换成了小汽车。
开着汽车下村感觉就是不一样，比如植树造林、征地拆迁、棚户区改造、旱作农业推广，玉米秸秆加工、环境卫生整治等户外工作，中午可以“以车为家”躺一会，舒展一下身体。真正让他感到方便的是开车去干脱贫攻坚这样需要下绣花功夫的细活，一村一业，一户一策，要具体到每一个数字，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所以需要不厌其烦地入户摸底，征求意见，统计数据，核算收入，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耽搁不起的。而今年，又是崇信县脱贫摘帽的关键一年，全县最后3人的脱贫任务都压在像信小刚这样的扶贫干部身上。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在兑现改革开放提出的“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庄严承诺，作为崇信，则是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样的目标令人振奋，我们的农村与四十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农村“三变”改革开启了农村发展的新篇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实现在望。再过十年、二十年，当我们回顾今天的事业，一定也像现在看待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一样，心情无比欣慰。
那时候，乡镇干部一定还奔走在为民服务的下村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