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房间都是粉色的，一种浅浅的、像新开的桃花一样的粉色。这是这个15岁女孩最喜欢的颜色，她有时把嘴唇和指甲涂成这种颜色，用这种颜色装饰右脚的鞋子，或者涂抹最心爱的笔记本扉页。现在，人们只能凭借房间里不多的展品，来想象这个女孩。这些展品，包括一条绣满了小草莓的粉色围巾，一面粉色的小镜子，和一个画着小猫的粉色水杯，被随意摆放在这间只有19平方米的纪念馆里，讲述一场短暂的生命过程。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它只有不到5米长，3米多宽，中等个头的人踮起脚就能摸到屋顶，来访者走进门，一眼就能扫尽所有陈设。修建它的目的，也不是纪念什么重大历史，或歌颂某个了不起的人物，而是怀念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
一年多以前的汶川特大地震中，这个叫胡慧姗的女孩被埋在了废墟下。在名遇难者中，她是很不起眼的一个。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孩，没有什么故事，也不震撼。”就连纪念馆的修建者刘家琨也这么说。
但他还是决定为胡慧姗建一座小小的纪念馆，尽管他从没见过这个女孩，也讲不出任何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我不想把它搞得悲戚戚的”，不过是想“布置一个女孩的闺房”
拉开厚重的黑铁门，走进粉色纪念馆里的人们，即便仔细寻找，也未必能发现什么伤痛的痕迹。
墙上到处挂着女孩的照片，从咿呀学语的年纪开始，多半是张牙豁口，后来知道害羞了，笑容开始变得含蓄。梳子是小鸟形状的，发带是心型的，用旧了的羽毛球拍仔细地用胶带缠住，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上画满了笑脸。
毕竟，这里属于一个活在美好年纪的少女。她留下的，哪怕是遗物，也提供不了太多悲伤。
“我不想把它搞得悲戚戚的，”刘家琨说。他不过是想“布置一个女孩的闺房”，让这里成为一个娇艳的、宁静的处所。
在许多人眼里，陈列在纪念馆里的这15年可能过于简单。年12月9日，她加入共青团，第二年的4月3日，因为成绩好，学校为她发了一张喜报，这已经是能说清日子的最重要经历了。
其他事情听上去都鸡毛蒜皮。比如，年中秋节，她给爸爸妈妈写的信里，调皮地祝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地震发生前4个月，她领到了学校新发的校徽。甚至，你能在这里，找到这个女孩曾经用过的餐券、医疗证、防疫证、独生子女证……
不过，仔细翻检这些昔日的生活碎片，还是能发现一个少女曾有过的梦幻般的岁月。
这岁月藏在被翻了很多遍的同学录里，里面用五颜六色的笔填满了“越来越漂亮”、“开心”的祝福，偶尔也有人调侃她“越来越暴力了”。
这岁月被记录在她最后一个学期的考核表上。在自我评定栏里，这个女孩自称“不太爱举手发言”，“有时爱看课外书”。她希望“下学期争取改进”，把几项“良”变成“优”。
人们已经很难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来得及看完年5月号的《萌芽》杂志。但可以确知的是，她总在《读者》上用笔画下一条条标注。在这梦幻岁月里，读书和写作是胡慧姗最喜欢的事。这个爱读韩寒作品、渴望成为作家的女孩，书架上放着《羊脂球》，也放着格林童话，她还喜欢在一些青春小说里，让自己经历各种冒险。
像所有同龄少女一样，有些时候她也会显得忧愁。在已经被压坏了的眼镜盒内侧，可以看到她哀怨地写道：“冬天还是来了，还是将我遗忘了。”或者，是在课本的封面上，她字迹潦草地写着“我们的爱……过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句子。
不过，打起篮球来，她毫不含糊。她是班里的女篮队长，也是乒乓球高手和羽毛球爱好者，以及跆拳道学习班的学员。
和许多地震中的遇难者一样，胡慧姗充满梦想的岁月突然终止，原封不动地封存在这些遗物上。
遗物是母亲刘莉收集好的。这个心碎的母亲，收拾出许多记忆：女儿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她用银币替女儿打的手镯，里面刻着“胡”字；圣诞节时送给女儿的围巾已经起毛了；女儿熬夜拼起的拼图一直摆在家里的床头；甚至，女儿用过的牙刷和穿破了的红色球鞋，也都没有丢掉。
她翻出了女儿的钱包，里面装满了女儿和同学嬉皮笑脸的搞怪照片，还整齐地装着70元钱。这些钱，是胡慧姗准备存下来给刘莉买生日礼物的。
有些东西碎了。一个HelloKitty的音乐盒，怎么按都按不响。CECT牌黑色手机和粉红色MP3屏幕都压出了裂痕。
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有机会实现想象里的人生，尽管她曾经在一篇爱情小说里，像模像样地描绘自己10年后的生活：“二十五岁，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丈夫跟孩子，丈夫很爱我，孩子也很可爱。”
写完这段话后没多久，这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掩埋了。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给普通人修的纪念馆”
纯粹是出于偶然，在成都开公司的建筑师刘家琨，知道了被埋在废墟下的都江堰少女胡慧姗。
地震发生3天后，刘家琨来到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废墟上，那是他所知道的离成都最近的重灾之地。
不远处，是只剩下半截的楼房和挖掘的机器。一群哭哭啼啼的父母站在废墟上祭奠子女，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张照片，有的塑封，有的则捏在手里。太阳很大，他忍受着飞扬的尘土和瓦砾缝里渗出的腐烂气味，第一次听到了胡慧姗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在哭，”刘家琨回忆。胡慧姗的妈妈刘莉并不是最惨的一个，“还有的家里，双胞胎全没了”。
不过，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女人掏出两样东西，吸引了他。装在塑料袋里递到刘家琨面前的，一样是胡慧姗的脐带，另一样是她最早掉下的乳牙。
“你可以想到我们有多么爱她，”保存着女儿每一件成长证物的刘莉号啕大哭。她语无伦次地追忆着女儿，丈夫胡明则在旁边不停地劝她。这个当过兵的43岁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掉一滴眼泪，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那么多娃娃都没了。”
短暂的接触中，刘家琨只对胡慧姗这个名字留下了很笼统的印象：孝顺、学习好、多才多艺──“就像所有父母嘴中的好女儿一样。”
不过，这对父母却给这个成都男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的细腻和具体，父亲的冷硬和骄傲，这对不太协调的夫妇，“不知道为什么抓住了我”。
分别时，刘家琨和他们互相留了电话。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对夫妇，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想了很多办法，也许可以给他们钱，也许可以替刘莉治好哮喘。
不过，作为建筑师，他觉得自己最在行的，还是为他们的女儿修一座纪念馆。
这个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刘家琨脑子里的。起初，这只是一个念头，而且，有若干理由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他不知道这个要求会不会很唐突，他甚至不知道怎么修：“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给普通人修的纪念馆。”
但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尤其是，作为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他自认为了解所有父母的感受。他甚至不敢想象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假如是我……”一想到这儿，他就赶紧打住，不敢再往下想。
他越来越相信，对亡女的纪念，是给那对夫妇最好的安慰。
那时，他正主导着一个项目，把地震中倒塌的废墟重新收集、熔铸成低成本的“再生砖”，用来建新房子。这个建筑师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分裂的生活。每天，他都要在北川等地一些大的废墟间来回穿梭，“面对的都是大废墟、大场面，是硬的，很冷的，工程的东西”，但一闲下来，他就忍不住去构思那一个“小的，温暖的，为普通女孩修建的纪念馆”。
到后来，他干脆怀疑起自己的性格来：在面对生存的现实时，“我是不是太过诗情画意了？”
一个多月后，当他在都江堰市的一顶救灾帐篷里再一次见到胡明和刘莉时，他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设想。因为怕被拒绝，他甚至有些吞吞吐吐，低着头不看对方的眼睛。
他没有想到，刘莉居然一下子跪在了地上。他手足无措起来，嘴里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
反倒是一直沉默、从不肯接受任何帮助的胡明这一次拍板答应了。他淡淡地对刘家琨说：除了女儿，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如果做成一个大的，就成了国家工程了。咱就修一个小的，让大家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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